企业接班人遴选机制比较研究

智石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卫祥云

从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九七八年算起,中国的企业改革经历了近四十年的发展历程。在企业改革中最突出的标志就是涌现出一批比较知名的私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目前,在这批知名企业中,大多数企业面临新老交替的接班人遴选和企业领导人的换届问题。因此,企业接班人的遴选机制就成为经济学界比较关注的研究课题。

私有企业产权清晰,企业领导人一般都是创始人,子女接班顺理成章,大多数企业都能实现平稳过渡。如果子女不愿意接班,企业才会选择其他传承形式。但产权所有的传承应该是明确的,即由创始人决定其传承方式及接班人的选择原则和选择办法,遴选机制明确。

国有企业产权归全国人民所有,企业没有创始人,不存在子女接班问题。企业领导人既不是由董事会决定的,也不能由企业党委来决定。国有企业党委有企业重要事项的决策权和建议权,但没有企业领导人的选择权。当然,也没有企业接班人的选择权。国有企业接班人的选择权由企业所在地地方政府同级党委的组织部门掌控。遴选机制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股份制企业的接班人遴选机制应该从属于股份制企业的性质,一般来讲应坚持大股东说了算的原则,即我们经常讲的“一股独大”,没有他法。

上述所言,是目前我国私有企业和国有企业接班人的遴选机制比较。

除此而外,其他单位和社会组织的接班人遴选机制亦存在较大不同。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实行的是任命制;行业协会实行的是由上届理事会推荐,党政主管部门核批后再由新一届理事会选举产生的遴选机制。这种遴选机制被冠以酝酿选举的称谓。

实际上,目前全世界国家领导人的接班人遴选机制也存在较大差别。大体上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朝鲜体制。实行的是社会主义“世袭制”。儿子继承老子当接班人的体制基本实现了权力的顺利交接和平稳过渡。

第二种是以英、美、日等发达国家为代表的“选举制”。选民以用脚投票的方式决定“总统”或“首相”的接班人,也能实现权力的顺利交接和平稳过渡。

第三种是不太明确的遴选机制,既不同于第一种,也不同于第二种。而是处在不断探索和不断改革之中。当然,第三种遴选机制的不确定性也是明显的。

不过这已属于政治学研究的范畴,不属于经济学研究的内容。本文不做比较研究。

2019年8月8日

学习《共产党宣言》的思考

智石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卫祥云

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中,我开始阅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本原著,在翻开《共产党宣言》一节中,我就被原文所吸引,由此引发了继续读下去的兴趣,并开始了一系列问题的思考。

思考之一,共产主义已成为人类理想社会公认的伟大目标。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警察,都为驱除这个幽灵而结成了神圣同盟。”这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一文中开头的话。可见,当时的共产主义是多么令人可怕。

至今170余年过去了,当年的所谓黑暗中的“幽灵”变成了闪光的“精灵”,共产主义不仅不可怕,而且人人皆知。成为全世界人们向往和追求的理想社会。只不过是目前还达不到这个伟大的目标:共产主义虽然美好,但我们目前的物质还不够丰富,世界各国仍然存在着不少贫困人口。比如欧洲难民问题,就是一个令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头痛不已的问题,成为名副其实的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的诸多难题之一。

所以,当时的各国共产党人虽然向世界昭告了自己的初心,但并没有预料到这种历史使命的艰巨性和完成时限。这也是马克思当时发表《共产党宣言》的历史局限性。

但不管历史如何演变,一百多年的社会革命和实践都向我们揭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是由有伟大理想的伟人而引导的。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伟大和他本人不同于常人的人格魅力。

思考之二,资产阶级的概念错误与生俱来,应更正为有资阶级。

资产概念一词明确无误。但资产阶级的概念是马克思理论体系中与生俱来的一个错误。由于以讹传讹,无人更正,所以给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留下了难以弥补的遗憾。为了今后学习研究和正确应用,应该把资产阶级概念更名为有产阶级概念。

实际上,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互为前提的矛盾双方,两者一直处于转化之中。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有产阶级是把资产当作资本投入生产赚取剩余价值的社会阶层;无产阶级是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赚取收入的社会阶层。有产阶级可以变卖资产维持生活之需;无产阶级在丧失劳动能力后则不能维持生活之需,要依靠社会保障维持生活之需。

马克思理论揭示的这种社会现象不论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都是存在的。不论在国有企业中,还是在私有企业中,也是普遍存在的。即只要有资本投入,就有可能产生剩余价值,也就具备了有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剥削的性质。只不过是国有资本产生的剩余价值归国家所有;私有资本产生的剩余价值归有产阶级中的个人所有。但在资本投入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利润除一部分投入再生产外,其余部分则以税收的形式上交国家,从而形成了社会财富,这是任何一个社会形态发展的经济基础。

到目前为止,这种社会生产和财富分配的原理及方式并没有超越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中的分析与研判。

思考之三,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与近代社会实践的悖论阐释。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是按劳分配的社会,共产主义是按需分配的社会,而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社会。

《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共产党宣言》进而指出:“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共产党宣言》还指出:“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无数历史事实充分证明了资产阶级的贪婪和资本的剥削本能,这一点被马克思理论揭示得淋漓尽致。所以,马克思对一切资产阶级都抱着一种不屑和鄙视,并把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当做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用他自己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话说就是:“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与此同时,马克思也给了资产阶级一个十分公正和公允的评价。即“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因此,从马克思的论述中,我们也可以非常明显地感受到了资产阶级的历史功劳。

然而,近代社会实践并没有按照马克思的预言而发展,而是出现了一系列的发展悖论。在《共产党宣言》发表至今的100多年里,少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高速发展有目共睹,前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的改革试验几乎完败。近代各国社会发展的实践与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模式相去甚远。

好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前正在如火如荼,总体向好。许多情况似乎与马克思的设想有些相像。如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把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收入用于全民社保;如“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如实行国有土地和集体所有制土地制度等,就是防止社会资产的过度私有化,防止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对立的一种国家垄断体制。

究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能否互相代替或者达到马克思理想社会的道路有多远,时间有多长,只能靠未来的社会发展实践来检验。而共产党人的初心已昭告人类,使命不言自明。

思考之四,资本投入社会生产并不必然产生剩余价值,关键在于有产阶级的代理人是否具有企业家才能。

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是《资本论》的核心,是揭示社会化大生产的一般规律。但在马克思关于资本再生产的论述中,没有提出实现剩余价值的企业家阶层概念。按照其理论范式,只要有产阶级投入资本,雇佣劳动就会产生剩余价值。对此,我们只要具备一点常识就能明白此谬。即一个企业投入了资本,也雇佣了劳动力,但生产结果却是亏损的事实。甚至不但没有产生剩余价值,还会使投入的资本减少,资不抵债,血本无归。这正是马克思理论没有提出和论证过的,即缺少了对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才的阐释。

所以,一百多年的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资本投入社会生产并不必然产生剩余价值,关键在于有产阶级的代理人是否具有企业家才能。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应具备许多特质,但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有成为企业家的可能性。有产阶级可成为出资人兼经营者;无产阶级可成为职业经理人。

结论。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实现共产主义远达理想的卓越文献。它深刻揭示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历史演变和生产运行规律,为人类社会发展指明了努力的方向和前进的目标。

但通向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道路是曲折、复杂和多变的,并且会以不同的生产方式呈现给社会和人类。而不管社会生产方式如何改变,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揭示的资本的生产过程和运作模式是不变的,从资产到资本进而生产出剩余价值的生产活动皆需要企业家做出不懈的努力,甚至奋斗终生。

由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背景,其理论虽然具有前瞻性和预见性,但终究不能与社会运行的时间交替和物质变迁完全一致。他也难以预测《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多年以后的社会现实。其中有若干资本主义国家盛极而衰的事实,也有前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兴而复衰的案例。但不管是前者的变化,还是后者的回归,都能从资产到资本到生产的角度阐释剩余价值的产生,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和人们对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的追求过程。与此同时,在马克思揭示的社会生产过程中,也实现了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不断转化。而转化的结果则是社会财富的不断增长和各国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马克思时代的无产阶级是指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外没有其他收入的人。我们现在社会的无产阶级已完全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人员构成相对复杂:如有的职业经理人及IT行业的高薪人才,其资产和收入远远超过一些较小资本投入的有产者。即使国家公务员也可通过投资股票获得货币增值收入。所以说,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概念是会互相转化的。这种转化,显然不是马克思所处的年代可以想象的。

2019年8月5日

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72.5.1

《共产党宣言》(第250页、253页、254页、256页、265页、272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72.5.1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第205-209页)

马克思《所谓原始积累》(《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第219-221页)

科创板只是企业实现技术创新的平台

智石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卫祥云

科创板开市了,众说纷纭,溢美之词颇多。但对于科创板的认识却存在一些误区。

误区之一:科创板的设立为企业科技创新提供了充分条件和产业化基础。

误区之二:科创板的运行能促进企业创新和科技人才脱颖而出。

误区之三:美国的纳斯达克市场曾经涌现出一批世界级的科技创新企业;那么中国的科创板也会催生一批科技创新企业。

也许以上认识误区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仅凭良好的愿望并不能避免“南橘北枳”的悖论。

不容讳言,中国科创板的设立只是为企业实现技术创新提供了一个资本运作的平台和必要条件,而非“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甚至不排除出现“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的意外之果。

实际上真正的科技创新不仅需要相应的环境、条件、机制和制度创新,更需要宽松的创业氛围和自由开放的思想市场。而这一切我们还不具备。从这个意义上讲,目前的科创板只有注册制改革值得期待。

而注册制改革能否进行到底?则成为检验中国资本市场和改革开放能否成功的试金石。如果能够坚持到底并复制到主板、中小板和创业板,将会对未来中国的资本市场产生深刻而深远的影响。否则只会适得其反。

2019年7月29日

对《产权的逻辑》书评的评说

智石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卫祥云

最近,看到网名为“像少年啦飞驰”在2015年5月22日对《产权的逻辑》(中信出版社,2014年4月第一版)的书评。书评中说该书是“破书”;“太浅显”;“全书真啰嗦,纯粹是在凑字数”;“建议不要花冤枉钱买这本书,因为从书中学不到任何专业知识”;“作者是个小气的人”等。

对于如此批评,我不想做任何解释,也没有必要解释。沉默也许是最好的回答,无言以对更符合我此时此刻的心情。但书评中还有三个问题需要我直面评说。

一、“作者写这本书有打击报复某学者以解心头不快之嫌”。

恕我直言,《产权的逻辑》是以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改革和城市国有企业产权流变与改革的角度来阐述产权的逻辑的。如果书中的观点与某些学者的观点不一致是太正常不过的了,我怎么可能有那么大的能耐用我的研究观点去打击别人呢?至于写书“报复某学者”我更是一头雾水。如果书中阐述的观点不正确、不准确或指出了某学者的错误之处,那更符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怎么能随便给我扣个“打击报复”的帽子呢?

二、《产权的逻辑》“后几章是在谄媚党的政策”。

《产权的逻辑》共分八章。前几章研究的重点是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改革。后几章研究的重点是国有企业的产权流变和混合所有制改革。由于我从2000年开始研究国企改革,公开发表了多篇国有企业改革的文章,并在2013年集结出版了《国企改革新思路》(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年4月)一书,许多研究观点已转化为国家政策。所以,《产权的逻辑》一书对国有企业的产权流变和改革研究蕴含了总结经验的意思。但我的研究观点和思路并未改变,自始至终保持了研究内容的一致性和一以贯之的逻辑。这也是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实践和探索,对于已经解决的问题和没有解决的问题都在书中作了实事求是的阐述。何来“谄媚党的政策”之说?

三、“书中多次出现夸赞自己喜欢的经济学者却不介绍该学着有何值得如此夸赞之处” 。

在《产权的逻辑》一书中,由于文章结构和研究观点的需要。我对自己喜欢的经济学者的夸赞是作者的言论自由权利。至于其观点被一笔带过或稍有侧重,是因为本书所选文章观点不能喧宾夺主。读者如果需要了解和知晓我夸赞的经济学者有什么专论和高见,完全可以去找他(她)或去读他(她)的书。何必苛求与我?

2019年7月15日

技术战胜制度的悖论

智石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卫祥云

2018年7月16日,我曾在价值中国网《不可夸大技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一文中指出:技术战胜制度几乎是不可能的。制度的背后是国家,当一个国家可以撕毁契约与合同的情况下自行其是,可见制度对技术的制约作用何其大。

佐证说来也快:全球社交网络巨头Facebook今年六月十八日发布全球数字货币Libra(天秤币)白皮书后,立即遭到了来自美国国会的反对,要求Facebook立即终止开发数字货币Libra(天秤币)的反对声一直没有停息,如何监管和质疑之声此起彼伏。

问题的核心是:科技巨头企业对大数据的掌握、开放以及再利用能力,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个行业。而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是任其自由发展,还是加以扼制?技术可行下的制度如何建立?国家是否干预或控制,目前都是未定数。

有专家评论:货币才是真正的主权,在美国如果将半私有的美联储变成纯私有的Libra(天秤币),就是另立货币中央,经济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如果国家不予控制,就相当于企业造反。

目前的美联储对Libra(天秤币)一直保持着乐见其成的态度。现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称:“只有当它涉及消费者保护和洗钱时,才会进入我们的管辖。”

众所周知,Facebook是美国的科技巨头,其开发的数字货币一旦涉及美国国家利益尚且遭到反对和制约,其他国家岂会坐视不理?可见技术与制度的博弈不只是刚刚开始,而且会继续下去。而制度的背后是国家,所以,技术战胜制度几乎是不可能的。

Facebook的全球数字货币Libra(天秤币)何去何从,我们拭目以待。

2019年7月11日